昨天，在南宁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“2014中国绿公司年会”上，柳传志与王石又进行了一次关于“我们的30年”的对话，这是1984年创业，并且在30年的时间里幸存而且发展得非常好，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界教父的正经八百的第2次对话。

柳传志和王石谈话的内容涉及到了非常多的方面，比如红烧肉，比如年轻，比如文革，比如生死，比如30年来重要的节点，比如各自创业的动因等等。做为中国企业界的常青树，他们的对话是具有指标意义的。

老纪把这个对话的实录分享给老纪商业评论的朋友们。ps，老纪今天会在自媒体论坛上分享“一个自媒体人的公益实践”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今天柳传志先生跟王石先生的对话，关键主题就是“时间”，所以首先有请王石先生，针对“时间”这个主题，进行一个五分钟的主旨演讲。

王石：

各位嘉宾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晚上好！

非常荣幸在这，给我五分钟的时间，因为论籍贯，我是广西人，但是不是南宁市，是柳洲市。作为我祖籍是安徽，但就是两个礼拜前，我第一次回去，回去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我母亲去世了，我父亲20年去世了，我第一次去老家娶一块石头，作为父母安葬，取一块石碑。很惊讶地发现，我回到老家，虽然第一次，看到老家祖屋已经没有了，祖屋后面正好是一个新开的采石场，在那儿选了采石场第一块石头，大别山的花岗石。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到这里来讲五分钟，讲我到了我的老家，因为白岩松给我的题目是“时间”，都要死亡，死亡之前，站在这说点什么，没有死亡或者死亡过程当中想要说点什么。

作为一个企业家，1983年到的深圳，在创业的开始，应该只是觉得当时不会考虑死亡，更考虑如何改变自己生活方式，再去努力。经过努力，十几年之后，99年我辞去了总经理职务，开始登山。很多人很纳闷，作为一个企业家，为什么不务正业去登山，实际上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想说的是正因为登山使我能面对死亡，这是我登上最大的收获。实际上人生就是一个过程，从生命到死亡，如果没有死亡不可能有生命，如何面对死亡，态度截然不同。正因为登山，进山之后，甚至都不知道明天一早，还能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样的经历，使你必须考虑原来回避的问题，如何面对死亡。

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，使我知道了死亡，珍惜了生命，虽然说生命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从出生到入死的过程，当然怎么在乎在人生的每一个时刻，今天特殊时期，把我和柳传志到这里来讲，显然和时间有关系，30年今天，我和老柳成功地创立了我们的公司，成功地走到了今天。

中国传统来讲，很多人信佛教，佛教创始人释伽牟尼说，为什么出家悟道，感觉生老病死、人生无常，所以才开悟。对于佛教，中国传统文化慈悲和爱是很主要的一个部分，但是看到人的无常、死亡，看到人们必须死而出家，这一点逻辑，我是有自己的感觉，既然人生是一个过程，应该接受你的年老，接受你年老的时候所处的一种状态，就是人生才是完美的，我们不能回避。所以在30周年一个公司来讲和人生寿命的来讲，会更长，甚至可以上百年，不管怎么说，生命有限，一定不断地新陈代谢，好在一个企业成长不是靠某一个人，靠一代一代的人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在十年前，先后联想和海尔在创始人还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CEO和交班大旗交出去了，30年还活跃在舞台上，舞台不同了，因为公司主要创建人在下一代人的身上，我们在社会中间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未来，所以在时间上，我们应该正视时间，所以生命，美好的生命，不仅仅要面对出生幼稚、成长当中勇气，中间的成熟，同时要面对，你到年老的时候，面对的死亡，面对身体的衰退。只有这样面对，人生才是一个完整、辉煌的人生。

说到“时间”，在这里我想我们还有未来。谢谢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接下来有请柳传志先生，五分钟“时间”主题。

柳传志：

我是完全把岩松告诉我险要五分钟讲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，我拼命在想五分钟讲什么，王石讲话很有亲和力，我五分钟讲话，我想到的问题没有亲和力了，各位凑合听着吧，我讲什么主题，跟王石在一起谈话，我很有幸运原因，我常说一句话，爱工作的人吃红绕肉跟没爱工作的人吃红绕肉滋味不一样，我和王石属于爱工作的人，白岩松差点事，但是也多少爱点工作，所以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有共同语言。所以我想讲讲，我特别希望后边的年轻人知道捱饿什么滋味。好像人们年轻觉得一切都是天生的，原来工作就是。我真的就是怕这个。

上次看冯小刚拍的《1942》那个电影以后，我坐在电影院里半天起不来，但是我儿子他们都不愿意看，不是不想看，不愿意看苦，但那种苦即使我不爱看苦的事，但是我还是特别爱看那样的电影，特别想把当时那种情况，虽然1942没有出生，但是1944年我父亲在上海和我母亲抱着我回镇江老家，在火车站要给日本兵鞠躬那种尴尬和心理状况，我记得很详细。

当要把我们以前遇到的事告诉后代，他们愿意不愿意听，其实我心里对这个事还是很紧张的。我在三年前两次访问俄罗斯，第一次去看十月革命的背景，第二次去看，专门就是到彼得格勒，看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德国人跟苏联的那场战争。在彼得格勒有一个陈列室，演的是当时苏联人跟德国人怎么打，彼得格勒被德国人困了九百多天，彼得格勒最北边的地方，房子里的木柴全烧光，冻死、饿死一百多人，坚持到最后，没有一个人投降，耗着，成为三大战役里面重要战役，把德国人打败了。就在陈列室边上，有一个苏联人帮助中国人抗战的一个房间，而那个小房间里，并没有更多的演库里辛格（音）大队长，很少，更多的是日本人跟中国人打仗镜头，不是打仗，是屠杀。所以看了以后心里非常窝囊，回国以后，我到了腾冲一趟，看看在腾冲的一场胜仗解气，实际上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，我们杀敌一千自损一千，但是毕竟打赢了那场胜仗。

最近在参考消息上，看到刘亚洲将军写的甲午的商思，讲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怎么败下来，我觉得说的非常深刻，后来我在我们公司内网上写，如果中国50%爱看刘亚洲的文章，中国人还有希望，中国人还有血性，这话可能又引起85、90后的年轻孩子不高兴，说柳爷爷说什么，我们根本听不懂，完全可能，我就是被捱骂还是想这么说，因为中国经济，不管再怎么富裕，如果真是人心散乱，没有信仰、没有追求，中国在世界上立不住脚。

王石：

我1983年到深圳，创业当时在国营公司一个部门来做饲料生意，顺其自然到了1984年之后，创办了万科，在1984年来讲，觉得已经是顺其自然的事情，因为我对我的经历来讲，更多的还是创建万科之前，1983年做饲料生意，现在回忆来讲，还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，但是回答为什么说当时考虑下海？当时显然还是受香港影响。因为1982年、1980年，我是1977年大学毕业之后分到广洲，在广洲铁路局做工程，其实工程就是在深圳，当时是边陲小镇，可以看到香港电视，火车上可以看到归国的香港同胞，带着几大件，很明显感觉到生活差距非常大，向往不向往？向往，我们东城公司施工，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少一个人、两个人，偷渡过去了。我虽然很羡慕，我没有想到要偷渡的想法，当然主要是不会讲广东话，偷渡过去怎么生存。

回到广洲之后，直到深圳成为一个特区，向香港靠近，给我这样一个机会，因为这样一个反差比较，毅然决定南下到深圳去，建立特区之后，我先去看看什么样，深圳特区烟尘滚滚，大的施工机械，人的状态，让人看到很兴奋，怀着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去延安解放区，去延安那种心情，直奔深圳，让我回想起来，现在想还是很激动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84年的时候梦想有多远，现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问，王石先生是全世界卖房子最多的企业，很低调含蓄地说，好像是，当时梦想到多大，简直满足不得了了？

王石：

84年成立万科的时候应该这样说，明年怎么样不清楚，不确定，当时杀出一条血路，不成功再收回来。小平也是当然建深圳特区不是很清楚，当然不是杀出一条血路状态，干两年不行作为一个跳板出国去，当时很明显有出国留学梦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如果把这个想法数据化一下，当时觉得挣多少钱之后肯定不干了，简直太猛了？

王石：

真的说挣多少钱，反而不是很多，夸大来讲还是很自信，要说我为了钱，我还真的不是为了钱，我和老柳同台坐在这，年龄差别不是很多，很大差别，他是知识分子、年轻的科学家，我不是，我文革的时候是初中二年级，但是如何创业，将来能做什么，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做生意赚点钱，第一个不是为了钱，也有本身对传统商人看不起，我到这赚钱，为了钱，不是自己瞧不起自己，无论当时观念、野心和能力，从来没有衡量挣多少钱，这才是我认为已经达到了。

柳传志：

我创业的时候40岁，跟我一起创业的同事比我大五六岁，所以不是小伙伴，是老伙伴。我们科学春天以后，陈景润就在我们一个楼里，他是数学所，我是计算所，计算所和数学所有什么不同呢，数学所是基础科学，就是他出的东西，当时给写的报告文学说，歌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，最后说无价之宝，值多少钱？无价。做技术研究干吗，做完了东西，搁在一边，也不能复制，也不能生产，再做，然后又评奖，写论文，说明怎么好，跟国际水平差多远，然后中国什么什么第一，然后又评奖，这么搁着，老干这个活，人家当时有一句话说，做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，我们算是做原子弹这种类型的事了，实际上真的给社会做了什么，很少有人这么想，我的同伴没有这么想过，其实我老婆也反对我这么想。我真的这么想。到底我做这个事干什么，我就是觉得憋的荒。我出来主要动机，有改善生活占20%，80%想知道，到底能够做点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在前40年前，前40年日子过得窝囊，憋得荒，什么事，好像没有做到对社会有点帮助的事，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本事，到底人生价值是什么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创业之后相当多任务替别人做代理等等，当时有一些品牌如雷贯耳，你们给东芝代理过，当时用什么样的角度看着别人？

柳传志：

当时就是对像IBM是知道的，因为我搞计算机，其他大多数中国人连IBM也不知道，IBM、戴尔、王安、惠普这些公司谁大谁小，我们根本感觉不出来，我到了香港去以后，一看全都是很了不起，因为我们根本就是，好比这么说，一个从乡下来的人，一盘菜是红烧肉，一盘炒鸡蛋，那边是鱼翅、海参，根本弄不清价钱，觉得红烧肉比鱼翅差不多，对那些人仰望不可及，中国完全是闭关的，我们研究东西跟人家研究的东西差的不知道到哪去了，大概这个感觉。房子硬件建设和我们代理公司里没法比，没法了解，人家技术本身和我们拿到技术资料本身又差的老远，所以觉得真的是天上地下，在头一两年中，完全没有可比性，把我们弄懵了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王石先生自己说，名与利只能得一种，得了利恐怕就麻烦了，说明你是喜欢要名的，在你心目中名是什么，是否跟您三次提到的野心有关，什么野心？

王石：

出人头地，登珠峰，上去一次，还上去两次，为什么与众不同，自我不满足，不是自己和自己比，和自己比是不是进步了，一定要和别人比，不但和别人比，民族上和别的民族比，国家和国家之间比。2003年，我登上珠峰之后，把我誉为中国年纪最大的登珠峰的人，我非常不以为然，我比的是国际上，当时全球记录年轻61岁，我52岁算什么，在我登顶同时上去一个日本人，叫三浦牛一郎（音），那一年71岁，我上去之后，中央电视台被誉为了不起，中国最大年纪登顶珠峰的时候，我已经把我暗暗定住，72岁再次登珠峰，一定超过他。野心是什么，我在乎的这个东西比物质上的东西更在乎，当然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没有钱，很多事情是做不成的。所以可能我不在乎钱，不是不在乎钱，但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名义、尊严，你在社会上别人怎么来看，这个我想比钱更重要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很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非常成功的人士，当时我问过一个问题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权、名，还有财是最有力量的，你喜欢哪个？当时他很坦诚，他说我喜欢权，为什么？他说你说的权、财、名是中性词，既不好又不坏，看放在谁手里。这句话影响我20年。

联想经过千辛万苦努力，变成国有民营，当时他们创业的时候，中科院拿出20万，20万一下吧联想国有化，很多年后看到这些数字几何数字翻腾，有没有后悔，当初砸锅卖铁把20万篡出来，没有国有这回事？后悔过没有？

柳传志：

后悔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当时另外凑20万，或者赖账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赖账我倒没有想过，你做不出来？

柳传志：

当初是有赖账机会，那个钱是计算所所长小金库的钱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本身也不合规。

柳传志：

不是这个意思，别误会。国家科研经费计划不能动，所长为什么办这个公司，当时一个是科学院有号召说，希望科研人员下海办企业，但是所长并不见得真正理解了，或者想忠实地执行周院长的意思，他是觉得中关村街上那么多公司，好多都是计算所的人去的，然后一下这个公司或者那儿的奖金就比在所里做科研的高很多，他希望我来办一个公司，然后为所里挣钱了以后，给所里发奖金，让所里稳住阵脚，这是当时所长办公司的主要意图之一，因此那个账本身实际上是金库外的钱，如果我们把那个钱，第二年还给所长的话，因为后来我们听财务处长说，才知道，这不是有正当手续拨得出去，只要把钱还了，什么事都没了，但是我们不能那么做，我有几次等于完全伤了所长的心，万一做坏了，所长肯定20万等于赔了，白扔了。另外我们这些人开的工资什么，跟所长这么定的，我们挣的钱，然后交给所里，然后所里再发工资给我们，让大家觉得这些人还是计算所的成员，不然的话，来的那些同事也是不稳定，实际上让大家军心稳定国家单位的名字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后来20万成为你们发展当中很大阻碍？

柳传志：

90年代初的时候，新来的年轻同事给我出过这个主意，说柳总咱们这么着，四通是高消费，咱们可以这样，在边上另外办一间公司，这个公司也卖电脑，把好生意大单往那儿转，等到那儿差不太多，往那儿一过，我们先过去，到时候把你接过去。在当时由于没有公司法，公司又不是上市公司，我们也不懂，也不是上市公司，上市公司当然肯定不行了，没有任何法律，谁来管你，当时公司没有董事会，就是靠科学院领导来了解情况什么的，没有人来了解情况，完全凭自觉，我为什么没做，把他们臭说一顿，因为92年、93年的时候，科学院的公司，像联想这样，剩不了一两家，多数不是办坏了，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如果我真的要是那么做，科学院就是高科技产业化，周院长这步棋彻底不行了，就算真的挣了钱，这部分给了自己，换白岩松你这辈子心理上过得去，相信谁都过不去，所以我这件事坚决不做，但是我也不是不做别的事，为什么？刚一开始我出来为了试试自己的能力大小，所以对于管理权看的很重，所以跟所里谈清楚，20万就20万，但是得把人事权给我，金融决策权给我，财务权给我，什么意思，每年挣多少钱，上交给所里，但是不怎么交税，反正剩下的钱怎么支配，你们不要管。这是我要这个权力，并没有想要后面的利益，权力跟利益不一样。

四五年、五六年之中大风大浪，尤其跟香港人合作，到里胜利彼岸，香港人是股东，人家有胜利果实，我就是船长，大风大浪我还是那个工资，当时不只我一个人，跟我一起创业的人都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一个高科技公司，我们应该有股份，我们应该有分红的权利。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找周院长谈了。当时吴敬琏老师有工作组，在四通搞调研，我们那个时候工资太少，但是我知道有这个情况，所以有股份想法，当时时机不到，1993年的前后，我主动找了周院谈了，我们婆婆周光召院长特别明白的婆婆，一说就是确实高科技公司创业者、科技人员、管理人员应该有股份，但是国家有一个叫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单位，他们才管着股份，我们虽然是你的领导，但是我给你不了你，双方一讨论，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的协议，就是院长把每年利润的35%作为奖金奖励给我们，这是股东的权力，所以我们就把这35%存起来，我拿着它也不敢发，我也怕出事，交税不交税也不明白，若干年后拿这个钱真正地买了35%的股份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这个时候最初20万是决定了国有，但是当您买走35%的股份的时候，花了多少钱买走？

柳传志：

大概两亿多一点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谁说国家净做赔本买卖，在这赚的多大。

柳传志：

这个其实是这样，为什么国有资产老流失，国家不这么算账，他老这么跟你算，两亿多卖给你35%的股份，今天值几千亿、几百亿，当时贱卖给你了。

科学院婆婆很开明，但是也得给他们谈、争，一般婆婆替你想，婆婆怎么激励你，这么开明的婆婆还是很少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柳总讲很精彩的一句话，不是船主，但是像船主一样当船长，这么多年这么过来的。

柳传志：

北大、清华像中关村公司后来都没有像我们这么顺利改制，各方面原因，就是像我这个位置的人没有积极争取，有一定原因，我是明着争。后来有记者问过我，假定当时科学院周院长不同意给你35%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当时认真地想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和觉悟程度，白岩松，你觉得我会怎么做？你回答，你觉得我会怎么做？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您还会继续干下去的。

柳传志：

我估计不会，真的我想了当时我的情况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我忽略了一句话，柳总当时说，我评判了一下、回顾了一下当时的思想觉悟程度，我想的是现在。

柳传志：

今天觉悟程度也一样，不合理，当时50岁，一分钱不带，干干净净，令办公司，因为不合理，人跟着我出来，我不管，我没折，他们肯定一帮人愿意跟着我出来，我很有信心，从头起来，银行贷款没有问题，我会出来，我觉得不合理，我公开去谈，不会搞底下做什么事，我不会一直这么干，最后像褚时建先生那样，那我不干。

王石：

1988年，正好岩松和老柳对话谈的问题，如何来股权确立，实际上这一年是万科非常关键的一年，这一年万科进行了股权化改造，我们的性质和柳总一样，很多人认为私营公司，不是，我们是国营公司，不同的是，所长给了20万，我们一分钱没有，没有国家担保一分钱，创业者创业4年中，创建净资产1300万，我也是像柳总这样，主动地向政府说数，怎么办？1300万，我说是我的，牌照是国家，说是国家的，国家没有投一分钱，当然我们这些创业者，我们的这种贡献怎么办？长话短说，最后四六开，60%作为国家股，40%作为企业股，这样来讲，这一年奠定了当时如何国营公司向市场经济转化当中，首先确定一个产权的界定，进行股份制，所谓的就是现代开始说的混合制，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在88年所做的事情就是混合制。股权文化制改造之后，最大股东还是国营公司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很奇怪的是进行这样股份制改造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点，激活各方的动力，但是王石先生自己有可能占有比现在看来大的多的股权，为什么没有要，只是把当时存款两万块钱，别人不买股票的情况下，拿出两万买了股票？

王石：

刚才我说到了到深圳创业来讲，不是为了钱，当然随着创业，现在越来越觉得钱越来越重要，但是我觉得钱作为一个能干的人、生逢其时的人来说，钱应该放在第二位，或者第三位，1300万，创始人五百万股，创始人我是独一的创始人，40%全是我的，至少我占大头。当时红头文件下来第二天，我非常轻松宣布，放弃属于我的股权，第二天非常明确宣布。

我宣布放弃了，其他哪个人还好意思要，当然不是再还给国家，基本这个股权简单地处理，每年派一些分红，给这些公司有困难的家庭补贴，这个事情一直是到了四年前，我去哈佛之前，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放弃，并不等于我就有它的决定权，我就给万科的全体员工，我认为因为它是企业股，是万科全体员工的，虽然很多员工是后来来的。因为股票增长和他们的贡献都有关系，我写了一封公开信，这个时候万科公益基金已经成立十年了，但是万科每年股东分配钱投公益基金，建议把这笔钱作为种子基金，投到万科的公益基金里。第二专项基金建三个儿童医院，现在儿童医院在建设当中，结果当然得到了百分之百大家的一致通过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所以您第一个年份写1988年的时候，您认为关键的企业内部制度和核心动力在那一年发生转变，所以1988年写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年份。

王石：

就是股份制，放弃不放弃不重要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柳总写的第一个年份，更像是一个民族的年份，不像是个人的？

柳传志：

你问我哪个年份最重要，没有民族和个人，如果没有民族的这一年，根本没有后面的联想，什么都没有，今天在座的凡是真的知道文化革命怎么回事的人，我相信对于1976年绝对都是最重要的一年。赵主任、彭主任都这么说。文化革命什么样，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。1976年发生非常意外的变化，所以那种狂喜，后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不像那个日子，那个庆祝在天安门广场，永生难忘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所以您第一个年份写1976年，绝不仅仅意味着回顾过去，还是在提醒未来。

柳传志：

是，今天坐在这说话，咱们这么好，那么好，要是没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，要是没有1976年的基础，根本老邓不可能，老邓多威风，在毛主席跟前也是哆里哆嗦的，所以没有1976年，别的没有意见，我觉得应该把文化革命应该展现给后来的人，花了那么大的学费，做了那么悲惨的事，为什么不能说，我始终不是特别明白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所以所有人不能健忘，不能认为现在司空见惯很多东西，都觉得是轻而易举的、应该的等等，没有那么容易。

我们来看第二个年份，王石先生第二个年份是2008。

王石：

2008年，刚才听到柳总对叙述1976年有同感，当时我的年纪比柳总小一点，我很认同，尤其他最后想说的什么，我想我懂得，你懂得，我们都懂得。那为什么说2008年，因为更多从我个人的叙事来谈我的感受。因为这一年，对我个人、对万科，当然对这个社会不是很重要，对我个人、对万科非常非常重要。我记得在万科整理20周年的时候，那是2004年，2006年我出了一本书，在这本书的后记上我曾经写过，一个伟大的公司是没有故事的，比如麦当劳有什么故事，除了配方一分为四，别人不知道，除此之外麦当劳还有什么故事。我不是说万科已经是伟大的公司，但是好像有点接近，因为万科也没故事了。这是我1996年出的书上的，2006年出的书上我的一个对万科的判断。

两年之后，2008年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汶川地震。

王石：

两个事情，一下子我才突然发现万科的故事才开始，离伟大还差很远，所以2008年对我来讲是非常痛苦的思想的炼狱，从事业做得很成功，无论是个人的成就、企业家的成就，和登山的成就，我在中国又是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改革开放二十年二十人这样的人物，觉得这已经接近伟大了。但是真正的那一年经历才知道，我们还要从头开始，我不过是个青涩的屏幕，距伟大，距联想、像柳先生那样还差的非常远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所以2008年以另外的方式让王石先生照了镜子，但是这是他往下走的非常重要的一步。但是柳先生多厚道的人，他为了配合王总也单独找一页写上1994年，柳总巧了，所做的所有安排都是我在这瞎琢磨的，其实我在下一个环节把这年安排到里头了。一会儿让您先说。来，我们看看1994年王石先生怎么样，柳传志先生怎么样，他俩也会非常好奇。这幅画书非常多，也是正装。后面画了一个大老虎，他是1951生人，属虎的，狡兔三窟，他像老虎一样守着自己的这一摊。

我们再来看1994年柳先生，香港联合交易所，这个时候已经跟1984年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状态了，好了，请看下一个标题，1994年下午我来的时候手写的一个标题，问题与烦恼。谈到问题与烦恼的时候，我从柳先生这想到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一个企业成长十年的时候面临很多问题，不管是万科还是联想，1994年的时候，当时轰动整个行内，因为内部两个创始人开始出现了激烈的争执，甚至匿名信、告状信等等等等，最后这些东西烟消云散，变成了柳总一个发动机，1994年他提拔了杨元庆，好了，您阐述1994年。

柳传志：

1994年我之所以写，完全不是因为在交易所上市满脸笑容，而公司里边若干个槛，1994年槛有两个部分，你刚才透露了一部分，这个我先不说。什么槛，在咱们国家我给人家做代理，贴卖机器，终于有了自己的联想电脑的牌子，但是那个时候由于国家保护民族工业，主要是为了保护长城吗，所以就用高官税，用批文的方式，把国外的电脑堵在国外，想让中国的电脑得以发展。但是情况很不好，中国的电脑价格又贵、质量又差，完全不能满足各行各业的需要，从1990年开始，政府就采取了措施，这个措施就是取消了批文，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，这一来外国的企业就大批的，大牌企业像康泰、IBM、AST这些全都冲进中国了。在1993年那一年，我为了忙香港的上市，根本没回国内来，对情况也不清楚。在这时候，1993年的一年，我们公司第一次没有完成预定指标，而且一共就是卖一万多台机器、两万多台机器，没卖出去，这时候我回国才发现，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压力巨大。而就在1993年这一年，长城0520灰飞烟灭，长城变成了IBM在深圳的一个加工车间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联想怎么办？与此同时，就是你刚才说的，我和首席科学家于光楠先生发生了巨大的冲撞，不再详细讲，那也是非常大的矛盾。于是1994年那一年，我住进了海军医院，在海军医院里头，这个医院是一个考虑问题的最好的地方，因为一般的事情坚决就不管了，然后就研究这事怎么办。主要研究的就是到底我们跟外国人打，打得过还是打不过。最后的决定就是彻底地改组，把这个组织架构改变了，然后把业务模式改变了，然后让杨元庆管事业部。这事有什么难的呢？其实难在这，因为以前的架构，跟我一起创业的老同志，每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你要把这个架构进行这么大的变化，再加上我还有跟于先生的矛盾，弄不好我自己就不稳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我插一句话，邓小平是用成立维稳的方式成立的，成立以后基本不开会。

柳传志：

我这不存在这么大的问题，某种情况下，集权必要这也是一个感受，这就是我下定决心把这个事情研究透了，然后决心改组，后来我们的老同事还是非常配合的，就把整个的，因为这等于是一个把以前的权力交出来。杨元庆等于别的兵、部队都穿草鞋，他的部队要穿皮鞋，让他们特殊待遇，跟国外企业去争、上，这个时候其他的老同志怎么想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后来外面流传过我给杨元庆的一封信，1995年以后写的，为什么，因为杨元庆不知道这种改革对他后面的支持难度多大。他要求皮鞋要有更精良的武器，从老同志那再拿，矛盾会加剧。因此他捱了我非常重的批评，批评以后，当然批评完了我也于心不忍，后来我给写了信，大概那封信就是这样的信，后来真的理解了。而那年真的就是调整过来了，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组织架构以后，杨元庆很能干，然后一步一步真的战胜了外国人，当时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很低很低，四五年，我们成了真正的第一名，占27%。这里面有很多的做法，但是1994年那一年真的是奠定了后来的基础，后面又连续有很多槛，但是1994年那门槛是最大的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而且越过它之后就顺多了，我给联想1994年的评叫尊老爱幼，表面上有很多矛盾，但是以尊老的方式解决了，很多创业者拿的钱不少的。因此又爱幼，所以杨元庆等等提拔上来了，1994年我起的题目叫“问题与烦恼”，王石先生听到了，这是联想的烦恼，万科有吗？仔细联想起来，1995年万科遇到了很大的挑战，王石一直说不行贿，但是1995年两起受贿案发生万科，上海万科多人受贿被检察系统拿下，天津万科也出现了受贿，而且是王石过去的老战友，但是事情发生在1993、1994年，1995年是事发，我想那个时候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，面对问题与烦恼，作为决策者怎么去解决，内心的这种挣扎态度怎么去确立？

王石：

我们提到了不行贿，实际上公司决定你的底线是比较容易做到的，就是财务没有这个支出，容易控制住的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但是不受贿。

王石：

但是你没法保证你员工不受贿，今天我坐在这里，每年万科都有管理层和下边人员，因为甲方乙方，包括装修公司、建筑公司、工程公司，他接的活让你及时付款，避免不了就是你是一个受贿者。

刚才提到这个时间段，确实对万科，那个是发生在1995年，事发在上海，上海一个工程部连续四个人，从工程部经理、副经理、工程主管和到工程师，是一块在受贿，好像有点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大家不说谁都不知道，但是没想到行贿方出了事，在其他的地方出了事，公安局又把在万科行贿的事交待出去了，这个事进去了。这个事对我的刺激非常大，当时给全国在万科投资的城市当时的检察院写了一封公开信，表明了我们的态度，如果万科发生这样的事，我们绝不姑息、绝不包庇，我们一定把他送到检察机关，这是一个态度。

第二个态度反思，就是我们管理的问题什么地方有问题，我们管理就是管理出了漏洞，因为管理的疏忽，让我们员工情不自禁走上这条道路。所以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来谈这个看法，因为我们一个企业，我们做生意盈利亏损，这是经常的事情，亏损三千万、五千万，我们可以再做，把它赚回来，但是如果因为我们管理的疏忽，让员工走上犯罪的道路，我说这个是不值得的。因为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，影响他的一辈子，不仅仅一个人，而且是家庭，作为管理者那是我们的失责、失资。怎么办，建立监查系统，对每个人都怀疑，包括我都怀疑，我不敢相信我代表着光明正大，天使魔鬼我的心里也有，就是建立制度性的怀疑、制度性的监督，就是让你在犯罪面前收手，或者在真的犯罪的面前及时发现，所以万科现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。作为我感觉来讲，真正提到1994年，实际上如果没有发生2008年，我会写的是2004年，还不是这个事，是股权之争，因为成立一个股份公司上市了，在股票市场来讲，我们遭到了股票市场的非常强烈的阻击，要来这样改组万科董事会，进行兼并万科。如果没有2008年，那个事非常大，但是经历了2008年之后，我觉得那个不算什么，这是整个我的看法。所以选择2004年的点，不仅对柳总很重要，实际对万科也蛮关键的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1994年问题与烦恼，其实透过来有一本书叫做《约翰克里斯托弗》，翻译是傅雷，他写了这么一句话，英雄不是没有脆弱的时候，不只不过没有被脆弱征服罢了。任何一家企业不是没有犯过错误，只是没有被错误扔到那，从某种角度来讲，他一定都犯过错误，但是是幸存者，一定要改正。所以问题与烦恼。接着看2004年的时候长成什么样了。

柳传志：

没有，那时候你们肯定不仰视，2004年你们中央台的所有人采访我的时候都充满了怀疑的眼光，认为蛇吞象，能成功吗？所有人都是这样的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你自己呢？

柳传志：

我自己相信60%到70%，因为做这个决定之前，已经有过一年的反复思考，把我们自己以为能够考虑到的问题，全考虑过一遍，所以心里头不是完全像外人以为的那样，就是外人所有的人，真正我说你不信什么呢，他提的问题我都能回答，大概是这样。但是后来实际中发生的当然比那个，有的超出了预料，也就是这样。所以在当时我并不是说，王石是真的爬上高峰，实际上我们是向高峰攀登就是了，开始爬那个高峰，今天应该说并购这件事，到今天就并购这件事来说是成功的，后面当然还有更艰难的路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之前联想每次开会的时候，开会前要唱联想之歌，结束的时候要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自打2004年之后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不好直接唱了。

柳传志：

是，那当然，老外唱着怪怪的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后来唱什么歌了？

柳传志：

后来结束不唱歌了，以前整个联想公司里边迟到要罚站，后来并购以后就不再罚站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其实我们看到了两种文化的融合，2004年达到这样峰顶的时候，反过来对联想，对中国的员工带来的改变是什么？

柳传志：

中国员工其实并购了有一段时间非常痛苦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痛苦？非常痛苦？

柳传志：

因为是国际的CEO本身他的作风等等，和他的追求是跟中国有一些骨干员工完全不一样的。你比如说我们并购了IBM PC这是一个阶段，想是登顶全球第一等等，那怎么登顶呢？因为我们买的IBM的机器，它主要是一个商业用的机器，而且当时消费类的产品增长率已经高过了商业类的机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补上这一块。我们在全球，根本没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业务，我们必须得补上，这里边就要花很多的钱，要去做，但是当时的CEO人家是以自己五年任期为目标的，他希望在这五年之中，利润涨到最好、股价最高，这是他做公司，就是世界最牛的CEO，这就是执业经理人的心态，非常明显。但是于是他就拒绝为必要的投资而做的这种努力，你比如说要建立一个新的IT系统来支持消费类电脑，大概要7个亿美元，分三年付出，他坚决不愿意做，因为必须从利润里面拿下来，所以立刻利润就会减下来。但是杨元庆会坚持要这么做，这个时候双方就会有矛盾，而矛盾之中他有意识、无意识地，中国的一些骨干员工就都会受到往下挪的位置，因为人家是CEO，杨元庆本来不是很好干预的。

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，就是在联想里边有一个叫刘军（音）的跟陈绍鹏同志位置的先生，在我的心目中是培养作为全面能够挂帅的，但是在原来的CEO，在向董事会汇报的时候，把他排在了要排除出最高16个人名单里边的一个，我当时真的立刻眼泪就在眼眶里头。后来我实际上就是不能爆发，爆发了以后，后面没法收拾他们，就都忍着了。这个时候大批的中国员工走，全是因为文化的碰撞，人家那个CEO工作很执着、很认真，但是他完全是以前的经验那一套，总之，反正就是文化的矛盾、摩擦，使得以前中国员工那种主人翁感受到大幅度的挫败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如果简单回答，今年十年过去了，你觉得看到的这种融合之后了的变化，是你愿意看到的是什么？

柳传志：

当然，今天完全不一样了，杨元庆当了CEO以后，当时我配合他当了一段董事长，这样他真的建立了一个中西方共同融合配合的好班子，这时候全球的员工都挺高兴，而且我不抓别的，就抓了文化的建立，核心价值观，大家什么都一样，比如说说到做到，是一定要一样的，什么一样，很简单，又制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，这个战略确实比原来CEO的战略要高很多，后来我们就打胜仗了，打胜仗以后大家都很高应。而我们没往美国、欧洲派任何一个中国员工当领导，当时的战略文化是一样的，看上一个季度的报表，主要的利润，营业额的增长全来自海外，中国实际上市场整个的份额往下走，而联想在中国增长额比例也不多，主要全来自海外，这是并购真正的成功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王石先生，2004年时隔十年之后，再次恭喜完成了七大洲的七大高峰，大家在攀登峰顶的时候是看不到的，首先问您一个务虚专业的问题，在峰顶上是什么样的感受，在大脑缺氧的状态下？

王石：

一般在八千米上的山峰，人的智力像8岁儿童，所以在上面的思维方式非常单纯，什么意思，实际很恐惧，但是不会感到害怕，因为思维没有那么复杂。所以你也感觉不到它很危险，但是确实有这种担心，你可能不能活着回去，所以当时只是想着我只要能活着下山，我再登珠峰，我不是人。所以当时是诅咒自己，那是很痛苦的，冒着生命危险的。很多来讲，一览众山小那种感觉是没有的，说到多么多么激动，我相信我们一块登顶的队员反应不一样，比如年轻精力还有，他就哇哇大哭，我想青春荷尔蒙还在支撑着他。像我这个年龄来讲，就想着怎么能够活着回去，更没想到什么其他的豪言壮语，没有的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爬完了7大洲最高的7座山峰，以前是一个目标，一个动力，反正我爬完了5个还有俩，爬了6个还有一个，上去了登顶了，重新树立目标的过程，对您来说是顺利的还是很痛苦？接下来以前一直支撑你，但是现在要重新确立目标了？

王石：

我记得很清楚，刚才的照片，你看着他好像很开心，但是实际上当时的情景来讲是阴天飘着小雪花，一丝惆怅，你七大洲目标完成了，下一个目标在哪里，当时就感觉茫然了。当然很快又有了穿越南极、穿越北极，这两个目标继续完成。当然在穿越南极、北极当中，对我的人生有了小小的变化，顺便说一下，2004年那一年中国首都的企业家发起了成立阿拉善，就是一个环保组织，严格来讲，我现在被定为发起人之一，实际上是被发起、被动地加入的，显然是2005年，我徒步穿越第一个是北极，我去北极在首都机场出发的时候，很多人给我送行，其实我意外发现有一位老教授，一位环境保护保护动物的专家，叫潘文石教授，保护大熊猫的，是北大的。

他在人群中我很意外，因为他在我们广西的崇左建立了这样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，主要保护白头叶猴，他平时绝对不出现在这种场面，怎么今天出现在送行场面，给我送行，我感觉很意外，更意外的是给了我一封信。这封信不是很长，大意是很欣赏我登山的这种英雄行为，而且觉得这种英雄行为是现在中国社会缺少的，中国社会现在需要这样的一种行为，对社会有一种正能量。

他这一表扬，我读着就两个耳朵发烧，因为我的个性来讲，我就是想与众不同，就是想出人头地，我就想着是个人英雄主义，绝对没有想到我个人的行为对社会正面的冲击是什么、影响是什么。而且他给我了一面旗帜，希望广西崇左的这面保护基地的旗帜带到北极点上去。我明白了他对我有期许，这封信上没写，但是我读出了这封信的话外之8音。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人物，你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多，不仅仅是为你自己，也为这个社会。我读了这封信，读到这个时候我好像有点幡然大悟，我说是啊，我可以做的原来更高尚一点。就是现在要再高尚一点并不是很难，因为你的影响力已经到了，而且你的行为本身不是一个负面行为。我从北极回来之后，就一改过去的登山就是为了登山、探险就是为了探险。组织到南极的时候，就是为了我们广西的保护白头叶猴发起来，大家关注这个活动，不但媒体关注，而且我们创办一个基金，支持教授的潘文石教授的保护白头叶猴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其实这就是一种超越，在重新确立目标的过程中，王石先生用这个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两位各要回答一个问题了，就是重新确立目标。我当然不是问闲篇，万科十年前面临重新确立一个目标，现在其实更面临这个问题，大家意外地听到，王石先生在这说，是不是数据上迈的第一不重要，哪怕第二或者第三也无所谓了，现在重新确立未来万科的目标，是不是也一种超越？当然现在要简短地回答了。时间的因素。

王石：

当然非常重要，作为一个国家来讲，过去来讲就是GDP，就是税收，一个公司来讲就是营业额、利润，实际非常类似，我们国家现在面临转型，高速这样持续地粗放地高速增长是持续不下去的。一个企业也是这样，万科相对来讲在同行中是第一位，我们把自己喻为领跑者，但是免不了有自己的情绪，如何保持第一位。我觉得我们面对全球，我们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量的消耗，一定要改变经济形态，所以现在应该把规模放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，如果经营的质量非常好，我们消费者很满意，对社会能体现到这种责任，企业可持续发展，我们就是第二位，就是第三位，又怎么样呢？所以应该说万科现在的态度非常非常明确，更多地追求对社会有责任、对未来可持续的发展目标，所以更多地是应该在家电行业、在电器行业，在其他行业已经解决的最起码的质量问题，实际上在房地产来讲我们还差很多问题，所以第一个是质量。第二个来讲，如何以利润为中心转到消费者为中心，转到股东利益回报来考虑到社会终端的消费者，这样来考虑，所以现在面对未来目标发生了很大的差别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柳总，对于联想2004年的时候在攀登过程中，而且万众瞩目，现在十年之后证明是一种远见，相当大的增量在海外市场。这时候也面临一个挑战，你过去是20平米传达室里的生长，看着别人可以非常有动力向前走，现在所有人盯着你，新的目标是什么，跟过去有什么区别吗？

柳传志：

当然太有区别了，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愿景，这个愿景比较长，不在这说了。同时在现在这个年代，PC已经不是整个所有行业的重心行业，而互联网应用服务是整个所有行业的主心行业，我们离开了主心行业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能够让自己的公司更稳健地成长，这是我们愿景的事，我们向愿景进发就是了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刚才有一个环节遗漏了，其实就是在最后了，他们两个人写了一份面对未来你认为重要的年份，现在该交答卷了，王总先交，你写的面对未来的年份哪个。2049年，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建国100周年。请解读。

王石：

2010年上海世博会万科建了一个万科馆，2049馆，实际就是面对未来。当然面对未来是有一句话的，叫做“尊重的可能”。第一，我们知道应该尊重，尊重自然、尊重人类、尊重自己、尊重家庭、尊重社会，但是我们尊重了吗？我们面对2049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候，我们希望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尊重别人，也被别人尊重。但是如果说过去，我作为一个开创者，万科作为改革开放产物，我们更多地是希望上面政策的开放，政策提供环境给我们的发展。往往在发展过程中，我们会更容易面向上面看，有什么政策，如果政策不如自己意会抱怨，甚至是批评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已经到了更多地是看我们自己、反省自己，我们自己的企业在未来发展当中，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可能这个时候我们的自醒、自我改造，要同上面的新的政策，至少是同样重要。如果比他更重要，我想对未来的一个期许，而期许是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王石生日是1月23日，很像他的性格，1、2、3加油。他写的他的生日是98岁及咱们可以一起加油。好，我们看看柳总写的未来的年份，这个未来很近，2015年是明年。

柳传志：

这是明年对联想控股重要的年份，我现在的标题，因为老说我是联想集团的名誉董事长创始人什么的，其实不是，最主要的职称是联想控股的董事长，联想控股是母公司，有一个愿景，但是这个愿景在更远处，五年前就定好了，2014到2019年，现在定的是2015年，整体上市的这一年，如果能够整体上市，平稳，后两年平稳，我的职业生涯就面临一个很好的信号，不再跟王石玩了，所以这很就很重要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相当大乐趣，不是挣钱，对于文科生解读未来，写的是2015年是明年，想起来贝利，哪个球进的最漂亮，下一个球，对于柳总来说明年，打死不信，不信2016年，再陪他聊。

柳传志：

没有，我是说明年上市，上市以后要保两年之内平稳，我画句号，如果不平稳之中，不管出什么事还会奋不顾身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王总都乐了，余地留着。

柳传志：

平稳可能性比较大，画了句号以后我就可以退了，你的意思永远不可能画句号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我就是乐一下，不太同意柳总的路子，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应该不要有退休概念，只要你能做，看看王永庆老先生等等很多，柳总，只要大家喜欢，继续干，不用留那么多解释的东西。

柳传志：

不，不一样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反过来问您一句，当您有一天真的离开了，不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会舒服吗？

柳传志：

我有很多喜欢的东西，别以为我喜欢天天坐在阳台上，花极多的时间在工作时间，工作量剩下20%，其他时间让我自由更舒服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您现在有公司这一摊，打打高尔夫觉得乐趣很大，没有这个背景，单独打高尔夫百无聊赖。

柳传志：

20%工作量足够了，其实真的是，王石玩够了，又是爬山，一边干活，一边折腾，我画句号，那个时候放心折腾比较好，不会像王石那样开辟新生活，我没有那个本事。

王石：

今天晚上，我和老柳相处这么长时间，今天晚上老柳很创新，甚至他的创新，让白岩松受到影响。但是我们今天观众很克制，他一来就提红烧肉，白岩松也说红烧肉，我就想，为什么总是红烧肉长、红烧肉短，无非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时期吃不上红烧肉，这是事实，但是在那个时期想红烧肉，有点奢侈，我觉得说红烧肉还是跟当前形势有关系，因为现在是反腐、反对这种高档消费，再提燕窝、鱼翅不符合现在的时尚，所以提红烧肉基本上属于合理的消费范围之内，这是我的一种解读。为什么老柳一上来就说红烧肉长、红烧肉短，要跟上现在的形势。第二，不知道受什么刺激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其实没受什么刺激，柳总就是向大家表达这样一个意思，不管多么传统的行当、食品，都有可能在一瞬间具有新生活的标志。

好了，最后一个环节，两位各向对方提一个问题，王总先来吧，不许跟红烧肉有关。

王石：

我刚才已经提过了，实际上让我向老柳提一个问题，我能不能向岩松提一个问题，凭什么你让我们两个互相斗，央视有两个名嘴，当然我指男性，一个是白岩松，另外一个你知道是谁吗？

柳传志：

崔永元。

王石：

崔永元做决定辞职离开央视，开展自己的业务，对于小崔这样一个行为，这样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主持人的决定，对于白先生有没有什么刺激、有没有什么想法？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中央电视台的地方两万多员工，谁来谁走是正常，只来不走是死水，能来能走是活水，小崔比我大五岁，先走了这一步，对于寻找新生活来说，多大的年龄都没有问题，新生活就在前方。但是开玩笑回答可以是这样，大家不要解读意，我的发音还算凑合。

还有一个解读，守土有责，我做新闻，新闻各种因素决定还在这，我必须在这做，这一点非常明确，有一天新闻在别处了，我会跟着新闻走。

您还得向柳总问一个问题。

王石：

我对柳总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就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毕竟是我们哥俩虽然平时是真正接触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是神交，所以他怎么想的、怎么做的，实际上我都体会到。所以包括今天他的异常表现，我也理解。

主持人 白岩松：

王总的这个问题是这样，他就想问你，为什么今天突然有异常表现，提到红烧肉和新生活的问题，他想知道答案？

王石：

这是白岩松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

柳传志：

全中国人民在几个月以前都有这个问题，不是我今天才有的。其实主要是想，因为你在今天讲话里面，几次提到越来越知道钱很重要，是不是跟你开展新生活以后有关系？

王石：

对于我来讲应该是眼睛一睁就是新生活，眼睛一闭就是休息，所以每天都是新生活，但是刚才具体回答现在感到钱是越来越重要，是指的什么？指的是你如何承担社会责任，推动公益活动，光有精神力量，光有企业家没有什么用，花时间、精力就可以了，当然很重要，钱非常重要，比尔盖茨夫妇花他们的精力，经营比尔盖茨基金，但是他们的钱是最大的基金，作为我来讲，1988年，我就把股权放弃了，所以在推动公益基金、公益活动方面，确实有点囊肿羞涩，所以如何来推动公益活动来讲，我不仅是尽我的所能，让万科表现得更好，我的收入更多一些，可以来做公益活动，也凭我这样的老脸，在企业界的影响力，来号召更多的企业，一块来做社会的公益活动，比如说建立医院、学校、图书馆，很多很多这样建，我觉得钱越来越显得重要，但是关键看钱谁来用、怎么去用。

中国传统来讲祖籍是自己父亲是哪里，现在从农村到城市化之后，更多来讲出生地，出生地是广西柳洲，过去来讲，死在柳洲，为什么？柳洲棺材好，我是出生在柳洲的，本身是一反常态。能到南宁来，坐在这里，感觉虽然是万科去年才进入南宁，但是对于广西这片土地，我是非常有亲切感的，本身在外地，我也自诩为广西人，现在城市化概念，我被很多人认为那的人，安徽人认为我是安徽人，少年时代我在河南生活，河南人认为我是河南人，我就是在广西，也不能太说广西的好话，因为这样就会得罪很多地方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广西的父老乡亲，广西的山山水水，还是我出生的地方，到这来讲，感到非常的亲切，既然又受这里的父母官的安排，我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让我们绿公司在这里召开这样的盛会，在这样的笑声当中，不仅感觉到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会员这样的温暖的对很到事情的回应，也更感到父老乡亲回应当中，对于我的一份期许，我们所做的来讲，不辜负这份期许，为广西父老乡亲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。